[提要]　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，90%的人不知道！

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，曹操發跡稍遲，因而其聲望、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、袁術、劉表、公孫瓚等，但最后的贏家卻歸屬曹操，究其原因，曹操用人智慧之超邁群倫，實堪玩味。

早在鏟除宦官、匡扶漢室的政爭中，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袁紹與曹操曾經一起討論時局。袁紹的打算是，“若事不輯”，“吾南據河，北阻燕代，兼戎狄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”。曹操則曰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”

簡簡單單一句話，看似沒有實際內容，卻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謀略——把人才問題看做政治斗爭中最根本的戰略問題。而后來的許許多多事例都證明，曹操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，他始終把網羅人才當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圖，唯才是舉，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”。

也正因為這樣，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漢魏間最龐大最優秀的一支人才隊伍，文有華歆、王朗、王粲、阮瑀、陳琳等，謀有荀彧、郭嘉、毛玠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、程昱等，武有徐晃、張郃、諸夏、諸曹等，而曹操正是靠這樣一支隊伍，戰勝對手、“克成洪業”。

在這一高超的總體戰略之下，曹操的用人智慧還有以下幾點可說。

求才若渴，唯才是舉

在互相攻伐、爭奪政權的進程中,曹操為羅致人才，共發布過三次求賢令,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有做過的。

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(210年),令曰:“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‘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,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’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則齊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?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,唯才是舉,吾得而用之。”

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,令曰: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,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,蘇秦豈守信邪?而陳平定漢業,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,士有偏短,庸可廢乎!有司明思此義,則士無遺滯,官無廢業矣。”

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,令曰:“昔伊摯、傅說出于賤人,管仲,桓公賊也,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,縣吏也,韓信、陳平負污辱之名,有見笑之恥,卒能成就王業,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,殺妻自信,散金求官,母死不歸,然在魏,秦人不敢東向,在楚,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,及果勇不顧,臨陣力戰;若文俗之吏,高才異質,或堪為將守;負污辱之名,見笑之行,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,其各舉所知,勿有所遺。”

網羅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紙榜文就能解決，但這三道求賢令顯然也不是在作秀，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態真是躍然紙上，讓人心動。事實亦復如此。只要有高人來歸，曹操就情不自禁，喜形于色。

如初平二年(191年)，荀彧棄紹投操，被操贊為“吾之子房”;又如建安五年，許攸棄紹投操，喜得曹操“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‘子遠，卿來，吾事濟已!’

集眾智，用眾力，不搞一言堂

漢魏之際，就用人本領而言，實無人能出曹操之右。在專制社會，最怕那些昏君權臣拒諫，搞一言堂，堵死群臣建言之路。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，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發出一道《求言令》，旨在敞開言路，鼓勵大家建言獻策。開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，也堅決反對僚屬的“面從”。

而事實也證明，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，決不是靠搞一言堂，而是靠廣泛采納諸多謀臣的建議，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等在關鍵時刻，都提出過重要建議，貢獻尤著。而每當戰勝克捷、論功行賞時，曹操對于麾下多謀善斷、積極建言獻策的荀彧、郭嘉等謀臣也沒有忘記，而是一再突出“平定天下，謀功為高”，并給予重獎。

用人重大局、講團結

建安元年,劉備為呂布所敗,前來投奔曹操。曹的謀士程昱說:“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,終不為人下,不如早圖之。”如果從把政治上的重要對手消滅于萌芽狀態這一角度考慮,程的想法不無道理。但曹另有一番考慮,他說:“方今收英雄時也,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,不可。”

在漢室陵夷、群雄初起之時,曹操的這一人才大局觀明顯要高人一籌。用人重大局，必然要講團結。作為許下政治集團的核心，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，且賞功罰過非常嚴明，這對穩定軍心、鞏固內部隊伍而言，其作用不言而喻。

如在官渡之戰后,曹操發現袁紹軍中文書有若干是“許下及軍中人書”，這一發現肯定令他震驚不小,如果處理不當,也必定埋下內亂的種子。但曹操在震驚之余,非常冷靜也非常果斷地決定“焚之”，并說:“當紹之強,孤猶不能自保,而況眾乎?”這一句話，就給那些有問題的同伙吃了定心丸，也把團結問題解決了。

用人不拘一格，親仇不避

用親不必說，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。茲以張繡為例，張于建安二年降曹，尋悔、復叛,一度把曹軍打得大敗,曹操本人也為流矢所中,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。

這可謂血海深仇,任誰也難咽下這口氣。但到了建安四年,袁紹不聽謀士田豐、沮授等勸阻,率眾十余萬南向許昌、準備一舉滅曹之時,為袁紹賣命的張繡卻在官渡大戰前夕,復棄紹而降操。

曹操居然能像沒事人一樣,不計前嫌,不僅允降,而且還對張繡加官進爵,封為列侯。這種用人雅量真正難得,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氣度。

又如建安九年,曹操在攻破紹軍大本營鄴城之后,“臨祀紹墓,哭之流涕;慰勞紹妻,還其家人寶物,賜雜繒絮,廩食之。”古之史家有的頗不以曹操此舉為然,“盡哀于逆臣之冢,加恩于饕餮之室,為政之道,于斯躓矣。”

從儒家道德角度看，這種批評當然不無道理，但曹操是政治家，不是道學家，他旨在通過這一形式，向時人表明自己在把對手打敗后,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惻隱之心。

這對于那些一直在與他作對的對手而言，正好起到一種心靈感化與心理威懾作用,同時也襯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氣度。因而，此舉恰恰映襯出曹操對網羅人才問題的思考苦心孤詣，非凡夫俗子所能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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